苏联亡国三十年祭：政治继承与苏联解体
30年前的1991年12月25日，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建立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69年的苏联正式解体，原本15个组成国也相继恢复主权地位。苏联解体震惊世界，偌大的苏共究竟是如何亡党的？苏联又是如何一步步亡国的？苏联解体至今的30年时间，政界、学界都试图搞清楚这一重大历史性问题，经济失败论、苏共腐败论以及来自上层的革命成为三大流行归因。正值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探究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房宁看来，苏联解体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继承出了问题。而苏联解体对今天的中共和中国来说，亦有很大的警示意义。以下为访谈实录上篇。
“苏联解体最主要原因是政治继承出了大问题”
多维：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今年是苏联解体30年。30年来，有关围绕苏联解体原因众说纷纭。作为政治学家，你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房宁：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1991年解体，苏联共存在了74年。曾经盛极一时的苏联由盛转衰最后猝然崩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现象。历史像一个折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展开，有时人们离得越远，反倒有可能看得越清楚。今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回顾和认识苏联解体，对理解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理解国家兴衰会有帮助。就中国而言，正确认识苏联的崛起和失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稳定以及政治建设等等，也具有重要的比较、参考和镜鉴意义。
苏联解体伊始，人们几乎立即就其原因开始探讨。30年来，我认为有三种比较流行的看法：
第一，比较普遍的一种解释是苏联经济没搞上去，特别是民生没有搞好。
第二，可能比较肤浅一点，即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腐败问题。苏联解体10周年的时候，国内出版了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引发学界热议。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认为，苏共亡党根源在于腐败。这个观点引起人们关注，可能与其对中国情况的折射有一定关系。
第三，是比较学术化的看法认为，苏联解体源于上层精英的蜕变。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苏联解体的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书中认为，当时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共内部“精英集团”变质，掌握苏联政权的官僚阶层发生了类似日本经济学家奥村宏提出的“经理革命”式的变化，即掌握国家管理权的官僚阶层侵蚀甚至侵吞了苏联国家的权力，变为社会事实上的主人，推翻苏共只是他们从事实上的占有者变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开的拥有者。
应该说，以上这三种解释所提到的现象、事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苏联后期经济确实没搞好，也确实有腐败问题，同时上层的蜕变也是存在的。但坦率地说，这三种解释尚不足以解释苏联政权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就这三种因素来说，它们并不足以导致一个国家变色乃至消失，这三种观点中任何一项单独解释苏联解体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们都不是国家瓦解的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看苏联经济问题。苏联经济确实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军事、科技、重工业很强大，但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与之很不匹配，民生与强大国力存在巨大反差。但有一个事实需要厘清，那就是一直以来，苏联经济并不像人们后来描述的那样，连个毛巾、肥皂都没有。这显然是夸张了。苏联时期，在某些地区、某些阶段上，人民的生活日用品供应很局促，存在短缺现象，但并不存在普遍的贫困问题。如果说经济真的这么糟糕乃至崩溃了，苏联应该是因为饥民造反、穷人革命而解体。但事实上，苏联最后的解体和群众没多大关系，大多数群众并没有参与到苏联的解体进程当中。简而言之，苏联不是被人民起义推翻的，并没有上演历史上常见的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戏码。苏联国家政权甚至不能说毁于一场社会运动。所以将苏联解体归因于经济问题是站不住脚的，用比较政治分析方法不难推翻这样的结论。事实上，苏联人自己也不这么看。
其次，看腐败问题。苏联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而现代国家大规模腐败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是依托于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它的条件是要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的利益交换，特别是要以大量私人企业为条件和环境的。显然，苏联当时没有这个问题。苏联的所谓腐败、蜕化，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被归为官僚阶层的特权。这在当时确实存在乃至相当严重，当年专供高级干部生活用品的“小白桦”在苏联很出名，并为社会所诟病。当时苏联最大腐败是干部的特权现象。但是，即使如此干部特权现象显然不足以瓦解国家政权。它甚至是对政权的一种保护。
从比较政治分析的角度可以看的更清楚。历史一些国家政权覆亡前常常伴有腐败泛滥，但却不能从这个现象直接得出腐败亡国的结论，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政权本身的问题导致了腐败，也就是说腐败是果而不是因。历史上许多腐败政权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中国历史上许多所谓“盛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清朝初期包括康熙朝，其腐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当代，如越南、印度都是腐败盛行的国家，但其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一派繁荣。甚至可以以中国作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中国的发展依旧，哪里有腐败亡国的影子？
多维：腐败真的成了润滑剂。
房宁：也许在某个时期，某些国家可以这样说，比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刚才提到的越南、印度等国是可以这样说的。我认为，应该这样看，腐败对于政治稳定和政权稳固而言是某种问题的表征，就像医学上讲疾病的症状而非病因、病理。所以将苏联解体归因于腐败失之于简单肤浅。事实上，苏联人自己也不这么看。
最后就是大卫·科兹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太带有理论假设和分析色彩了，缺乏论证和材料支持，甚至有点阴谋论味道。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观点，苏联很有可能不会解体。就解体本身而论，苏联的消失对苏共中高层的大部分干部，不啻是一场灾难。事实上，大部分苏联党政干部和党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是非常迷茫的，他们不知所措，而后来也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如果真的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是一个已经悄悄改变了身份官僚阶层的有意为之，取缔苏共和瓦解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保留苏联和苏共也许对他们更有利。
如果我们回到30年前苏联实际发生的事实中观察，苏联解体过程是从加盟共和国独立和分裂开始的，是苏联在中央层面丧失了权威后，一个个加盟共和国寻求独立与自保从而瓦解了苏联。进一步讲，各加盟共和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革命”，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被颠覆而是基本保存了下来。概括地说，苏共倒台和苏联瓦解，与其说是精英改换门庭的自我“革命”，还不如说是精英的分裂。
30年来有关苏联解体原因这三种流行观点颇有些宿命论的意味。因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当年苏共、苏联存在的各种问题就都被算作亡党亡国的原因，这是一种从结果倒推的逻辑。如果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被认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那些因素，其实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国家，比如当时中国的问题比苏联更加严重，但是中国并没有垮台，通过改革开放克服了困难，迎来了大发展。所以“宿命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多维：如果以上三种分析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且有宿命论的味道，那么在你看来，苏联解体最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房宁：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认为上述三方面因素也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但直接的、主要的，抑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治继承出了大问题。
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主要有四方面内容：国家与社会治理、官僚体系治理、政治继承和对外交往。其中政治继承关系到政治体系特别是政权体系的生存、稳固和延续。中国古代有“人亡政息”之说，历史上许多强盛的王朝都是因为继承出现了问题而难以为继。政治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和操作的，再好的政治制度、再好的政权，没有好的继承机制，没有好的继承人，也是会中断、灭绝的。
2014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今年10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又谈到这个问题，并将其放在第一位，足见当今中国的领导层对政治继承问题的认识及重视程度。在我看来，如果要给苏联解体原因做一个相关性排序，我认为最根本、最直接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继承问题。从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第一次政治权力交接就出现了灾难性局面，此后近70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在最后一次政治交接中再次出现灾难性局面，加之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政权和国家的覆亡。
“权力交接是最危险的时刻”
多维：确实如你所说，苏联自从十月革命诞生以来，历次政治交接都不太顺畅，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政治斗争和清洗，最终也没有制度化。回到历史现场，能否具体回顾一下苏联历次的政治交接过程？这样便于我们更好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将苏联推向深渊的。
房宁：诞生于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形成苏联政体属于权力集中的政体。对于权力集中政体而言，权力交接是这种政体最为危险的时刻。
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苏联政治继承的历史。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苏维埃俄国，后来发展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布尔什维克党及后来苏联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政体，列宁是当时党和政权的核心人物，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建国之初，苏俄经历了严峻考验，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干涉，打三年的仗，可谓艰苦卓绝。在列宁及其俄共（布）领导下，苏俄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坚持了下来。但十月革命后仅7年，正值壮年的列宁就去世了。
列宁去世意味着苏联政权要进行第一次政治继承。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完成好政权和领导班子的交接没有先例可循，完全没有经验。不幸的是，权力交接很快就演化成了苏共最高领导集团内部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血腥斗争。列宁在世的时候，苏共政治局一共有8位成员，他们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除了列宁，他们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当时俄共（布）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表决，多数决定，但如果出现议而不决情况，一般由列宁做出裁决。这也就是所谓“核心”或“集中”的含义。
列宁在去世前没有做出政治交接的安排，由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后战争中的巨大影响，当年他在威望上是与列宁齐名的人。所以，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成为了事实上的“一把手”。但是，很快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资历最深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去世一年后把托洛茨基拉下马，撤销了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随后，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发生矛盾，斯大林利用总书记掌握党的机关的便利，加之联合布哈林等政治局委员和高层干部，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搞下台。随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又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组成“托季联盟”公开与斯大林对抗。
在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近百名“托季联盟”骨干成员被开除出党。清除“托季联盟”后，斯大林又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发生矛盾。1929年斯大林发动“反右倾”斗争，最终将布哈林等人排挤出最高领导层。至此，斯大林将列宁去世时中央政治局七个委员中其他六人都排挤出最高领导层，树立了自己的绝对领导核心地位，至此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继承完成。
然而，事情到此尚未结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斯大林从1930年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最终演化为骇人听闻的“大清洗”。1936年8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16名原苏共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1938年3月，布哈林、李可夫等19人被判处死刑。这中间，因“布哈林集团”受牵连的另一名老政治局委员托姆斯基于1936年自杀。1940年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暗杀。回顾起来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当年列宁去世时的七位政治局委员，只有斯大林一人是自然死亡，其他六个人均死于非命。
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继承就是这样演化为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仅在这场腥风血雨最高潮的1937--1938年，全苏联有15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68万人被处决。甚至出席1937年被称之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后来竟有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处决。在十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39人中，有98人遭到逮捕和处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不得不迎来了第二次政治继承。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再次上演。1953年3月5日，斯大林被宣布死亡，随即拉开了苏联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继承的序幕。斯大林尚未被正式宣布死亡前，苏共高层即开始新的权力分配，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人副主席，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死后不到4个月，被苏共高层其他成员视为威胁的“二把手”、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贝利亚，在6月26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现场突然遭到逮捕，后被秘密关押和处决。
贝利亚的威胁消除后，苏共高层其他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上升，彼此争斗愈演愈烈。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临时召开会议，会上马林科夫等人向权势日隆的赫鲁晓夫发难，会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两派上争执不下，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全会。6月22日，在临时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从各地匆匆赶来的中央委员中赫鲁晓夫一派占据多数。会上，赫鲁晓夫和当时苏军主要领导人朱可夫元帅指责马林科夫一伙儿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帮凶，并警告中央委员们说，如果马林科夫一伙儿继续执政，“大清洗”厄运将要再度降临到党和各位中央委员头上。
最后，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决定，马林科夫一伙儿被逐出了苏共和苏联领导层。至此，赫鲁晓夫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核心地位，苏联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继承终于落幕。应该说，苏联第二次政治继承比第一次还是有了一点“进步”，就是没有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只是处决了贝利亚等少数安全部门的首脑。
苏联第三次政治交接是勃列日涅夫等发动的一次“党内政变”。赫鲁晓夫执政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内外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但这些未经慎重谋划、失之于草率的举措导致了更多的问题，招致了国内外一系列失败。苏共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对赫鲁晓夫产生不满。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共高层出现了反对赫鲁晓夫的暗流，这股暗流在1964年达到了高潮。
1964年10月12日，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不在场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等召集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与会者对赫鲁晓夫大加批判，并决定将他从休养地立即召回。第二天，赫鲁晓夫被召来参加会议，勃列日涅夫等在会上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搞个人专断独行，最后勃列日涅夫建议：撤销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会议第三天，10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严厉谴责赫鲁晓夫并决定”接受赫鲁晓夫辞去党和国家所有职务的请求”。随即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至此，苏联历史上第三政治继承宣告完成，开始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年10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苏联也被称为“十月政变”。而这一次又有一点小的进步，变撤职为辞职。
老人政治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捅了“马蜂窝”
苏联在列宁去世后发生了三次政治继承，这三次政治继承都伴随着政治动荡，实际上都是充斥着阴谋和权术的政变，甚至是血雨腥风。这样的政治继承对政权和社会带来了极大震动和伤害。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在苏联体制下政治继承的风险极高、损失极大、危害很深。在勃列日涅夫接手最高权力后，苏联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为了避免历史上权力交接带来的动荡，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日益老化，以致最后出现了所谓“老人政治”的局面。“老人政治”虽然可以暂时规避政治继承风险，也不失为政治体系为规避政治继承风险采取的自我保护做法。但是，这样做给未来积攒了更大风险。
1982年11月10日，经过长期病痛之后，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终于去世了。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安德罗波夫在接手最高权力15个月后，于1984年2月病逝。另一位年纪更大的契尔年科接任安德罗波夫。不幸的是，年迈体衰的契尔年科在担任总书记13月后，于1985年3月病逝。这样苏联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三位高龄的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情况。
在这种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下，苏共高层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继承问题了。在连续失去三位老年的最高领导人后，苏共高层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必须选一位年轻领导人来继承最高政治权力。从表面上看，这样的选择是有道理的。据说，当时也曾考虑让一位高龄资深领导人继任契尔年科，但这位领导人当即予以拒绝。的确，即使从国际形象上考虑，苏联也绝对不能再冒短时间失去最高领导人的风险了。然而就是这样，更大的致命性风险悄然而至了。
选择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继承人，最主要的考虑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就是年龄。戈尔巴乔夫1980年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政治局委员。1985年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比刚刚去世的契尔年科小整整20岁。
但选择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却带来了一个巨大问题，这就是凸显了权力集中体制政治继承后势必出现的合法性问题。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年轻就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格外突出。所谓“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及领导人权威得到公众认同与接受的程度。“合法性”也可以称为“认受度”（approve and suffer），即公众对领导人认同或接受的程度。“合法性”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有不同表现。在实行普选制国家，新的领导人或执政党因为选举中获得的多数选票而获得合法性。但像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上台的领导人因权力来自直接继承，其自身合法性则须证明。斯大林通过镇压反对派获得了党与社会的接受，虽然认同度不高但接受程度高，故而维持住了领导地位。赫鲁晓夫希望通过改革获得党和公众的认同，但并没有成功，所以执政时间不长就被搞下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社会获得了一定发展，至少在他执政的前中期得到了比较高认受度，执政时间仅次于斯大林。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临情况却十分严峻和复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陷入了所谓“停滞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趋缓，民生改善乏力，加之“老人政治”，苏联社会死气沉沉，民怨逐渐积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上下人心思变，改革诉求日益高涨。但忽然被推上最高领导岗位的戈尔巴乔夫却完全缺乏必要的条件和准备来担负起职责。
对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层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局外人。戈尔巴乔夫长期在苏联边疆地区工作，1978年才调到首都莫斯科。直到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为止，戈尔巴乔夫是个“三无领导”，他一无资历与经验，戈尔巴乔夫没有担任过主要领导；二无能力，他没有主持重要工作和解决重大而复杂问题的锻炼，能力匮乏；三无执政团队，而这在苏联政治继承中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之所以能在激烈党内斗争中脱颖而出，战胜比自己资历、威望更有优势的资深领导人，靠的是对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的掌控。
赫鲁晓夫当政后，按苏联的说法，他依靠是所谓“乌克兰帮”，因为他长期在乌克兰，这个除俄罗斯外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担任主要领导。即使是勃列日涅夫的班底也有所谓“第聂伯帮”之说。但戈尔巴乔夫在从政之路上寂寂无闻，完全靠领导的赏识和运气才上到了高位。
缺乏政治历练和政治基础是新上位的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短板。应当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规避政治继承风险而形成的“老人政治”，但其后果却落到了戈尔巴乔夫身上。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面临着严峻的、迫不及缓的社会形势，他必须尽快树立威信，获得执政合法性，必须尽快获得执政资源。然而，在老人政治施行了20多年后的苏联，如此巨大的任务显然超出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戈尔巴乔夫的能力。更为不幸的是，年轻自负的戈尔巴乔夫面对如此巨大的困局，却选择了最为错误的方法。戈尔巴乔夫的当务之急是树立权威，但他却选择了否定前任领导人的方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也许在哲学原理上，肯定意味着否定，否定也意味着肯定。但在现实社会生活则不尽然。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请出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捉刀抛出了苏联“一揽子”改革规划全图——《改革与新思维》。在改革尚无实际举措之际，全面论述改革，那真是应了一个中国成语——纸上谈兵。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先把苏联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停滞时期”，而更要命的是，他又把“停滞”的原因归结苏共领导。这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把改革的矛头指向了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耍小聪明”的唯一结果，就是在苏共党内以及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和思想混乱。当年有一个说法，戈尔巴乔夫捅了“马蜂窝”。
现在回顾起来，戈尔巴乔夫希图以否定前任获得合法性的做法，引起了两方面不良的后果。一方面，实际改革进程尚未开始，苏共党内以及社会上先爆发了争议，本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与意识形态争论，从而加大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难度，同时削弱了苏共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资源。当时苏共的“二把手”利加乔夫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另一方面，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实力派则看出了戈尔巴乔夫的伪善和苏共中央的虚弱。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了。那时的苏联，按中国历史上的说法，可谓：心怀异志，天下汹汹。最后时刻很快就到来了，1991年12月8日，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白俄罗斯总统舒什科维奇、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停止其存在”。苏联被宣告死亡。
30年后回头看，政治继承的无序和非制度化是苏联解体的政治根源。由于这一问题，本来还可以通过调整改革解决的苏联各种问题的可能和机会便彻底失去了。
多维：当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苏联轰然倒塌，世界上许多人心情复杂，当年中国人也深感震惊和不解。
房宁：是呀，包括我在内，当时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苏联这么大一个党，曾经那么辉煌，那么坚强，最后濒临解体的时候，居然“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当最后时刻“紧急状态委员会”徒劳地企图挽救苏联的时候，连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以及苏共中央机关都在袖手旁观。对于苏联的覆亡，苏共广大干部、党员沉默无语、冷眼旁观。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假定是因为经济不好，这时人民至少会跟着造反；假如说是“来自上层的革命”，那至少广大干部会有所行动、有所表现，但事实是苏共集体失语了。
其实，这并非不可理解。党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历史都否定了，而且苏联也确实经历过斯大林的“大清洗”、赫鲁晓夫的“瞎折腾”，苏联许许多多的亲历者对此记忆尤新。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人看着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以及叶利钦等各路人马争斗，谁是谁非呢？他们应该去捍卫谁呢？是捍卫戈尔巴乔夫，还是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抑或斯大林？这些人早已被否定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是好人。国家怎么办？天知晓，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