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逝世　李敖何以称他是“中华民国未亡人”

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过世，他除了在史学界倍受推崇外，也被视为是坚决“反共”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流亡美国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香港政治学者周保松、台湾亲绿学者陈芳明、蔡英文纷纷发文悼念，追悼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过，他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观点，也遭李敖批评为“狗屁不通”，更讽他为“中华民国未亡人”。

余英时虽自称对政治仅有“遥远的兴趣”，过去多年来却经常在报刊媒体上严词批评中共，发表过的反共言论不计其数。包括声称“共产党很快垮台”、“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都是宣传”、“我不承认所谓‘共产党建国’这个命题”等等，并多次把中共政权比喻为秦始皇的暴政。

例如，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余英时接受台湾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中共不会接受民主，要它平反六四是“笑话”，他也认为北京无法成功压制言论，“如果一党专政、一人专制、或是一个王朝专制可以成功的话，今天中国应该还是秦始皇时代。秦始皇很快就垮掉了，所以共产党崩溃是时间早晚问题”。

余英时也大力支持台湾和香港反中的运动，例如在2014年，台湾爆发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后，余英时发表《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一文指出，这次的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对于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重要性。他还说，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人民和政府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程度，“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余英时也表示，香港学生在反修例抗争的表现，正好呈现香港本身拥有一种“人文文化”传统，可以不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能对抗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号召。

余英时过世后，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周保松则在脸书（Facebook）贴出今（2021）年7月他和余英时的通信。余英时在回信中称，他注意到“香港情况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进展”，但他相信“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且“香港自开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等等，勉励香港人“不要放弃”。

平心而论，如撇开余英时在学术上的成就，单就其政治立场而论，他支持“平反六四”、批判中共一党专政、支持香港和台湾反中运动的立场，其实和刘晓波、余杰等反共人士相去不远。他认为英国殖民统治香港“便享有自由”，更和刘晓波主张“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论调暗合，其思想框架都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胜过“中共的独裁专制”的冷战世界观上。

回顾余英时自撰的《余英时回忆录》，他则叙述了更多早年接触共产主义的经历。例如他自称年幼时听闻家乡安徽潜山发生新四军高敬亭部屠杀三百乡民的“二一五事件”，14岁时又亲眼目睹族兄遭新四军杀害的尸体，在心中埋下恐惧的阴影。不过1949年两岸分裂，余英时插班考上燕京大学，他在同侪压力和左倾热情下，也曾申请加入共产党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直到1950年趁寒假赴香港探望父母后，才留在香港并师从钱穆，从此改变他的命运。

余英时在香港就学五年期间，接触并参与编辑香港的反共刊物，确立了中国必须“民主化”的信念。其后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1970年代由美国回港，在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兼任中大副校长；两年后重回哈佛任教，长年定居美国。

由此来看，余英时走上“反共”之路，或许和个人生命经验有所关连，但若因为反共意识形态而无法客观看待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恐怕就值得商榷了。李敖就曾指出，余英时1989年曾在《中国时报》上发表《四十年的矛盾与悲剧》一文，表示不承认“共产党建国”，声称中华民国的建国是“改变国体”，也受到清朝和国际承认，反观共产党的“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旧政权，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

李敖则直言余英时这[文]番话“狗屁不通”，[章]与历史和法理都不合[来]，批评他对中共建政[自]抱持着“怪逻辑怪史[刀]观”，更酸他是“中[笔]华民国未亡人”。余[吏]英时如今逝世，他在[小]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白]上的贡献已有公认；[文]然而身为历史学者，[章]如何面对和客观评价[来]中共建政70多年、[自]乃至建党百年的历史[刀]，则恐怕是余英时在[笔]内的很多美港台的知[吏]识分子绕不开的课题[小]。

如果说代表了什么，他就是旧中国地主仕绅文化的代表和捍卫者。所谓的“新四军高敬亭部屠杀三百乡民”就是新四军对他叔父余谊密带领的民团的歼灭战。他叔父余谊密也被枪毙了。根本没有三百人。不错，那一仗是为被杀的二百多个赤卫队及农会会员，红军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复仇。他所作的中国历史研究都是以中国地主仕绅为中心的。新中国的成立和成功就是因为打碎了中国数千年地主仕绅阶层，解放了中国农民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