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投共出逃”

马晴山原籍辽宁省通辽县，1949年随国民政府到台湾，退伍后曾经在公路局任职。10月23日，马晴山进入东京华侨总会，表示希望回中国大陆同父母团聚，并要求东京华侨总会予以协助，随后被东京都警视厅带走。他对东京警方说：“就算失去性命、我也不要回台湾了，我的心意已决”。

陈觉原籍江苏省江阴县，1949年随国民政府赴台湾，在新竹县政府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奥运会闭幕后，陈觉于10月29日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寻求庇护，也表示出于思乡之情与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而希望返回中国大陆。

当时，日本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正式邦交，时任总统蒋介石指示透过外交管道全力斡旋，但最终未能成阻止两人“叛逃”。在东京华侨总会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11月1日，马晴山与陈觉搭乘日本轮船“神宝丸”返回中国大陆。

对于北京来说，马晴山与陈觉无疑是“起义”来归。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高调宣传。1964年11月7日，天津市市长胡昭衡举行宴会欢迎马晴山与陈觉。日本律师上田诚吉、东京华侨总会理事博仁以及“神宝丸”轮船船长西村良吉等应邀出席。马晴山的父亲马俊峰、弟弟马学礼和马学信也出席宴会。

11月12日，中国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在北京接见并宴请马晴山和陈觉。马晴山的父亲、两个弟弟和陈觉的母亲、妹妹也参加宴会。

11月17日，北京各界1500多人在全国政协礼堂集会，欢迎马晴山与陈觉“光荣起义返回祖国大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李达、卢汉、黄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张青季、钟师统、董守义等人出席。国家体委发给马晴山、陈觉各10,000元人民币起义奖金。这在当时绝对算是一笔巨款，那年北京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元。

马晴山在致词时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强大的祖国的感召”，并称“台湾人民对美蒋的黑暗统治深为不满。我在两年以前就有返回祖国大陆的想法了。”陈觉也声称自己是“浪子回头”，他抨击“台湾并不像外国人所谓的‘美丽的宝岛’，而是虎狼集团所控制的罪恶的地狱。”陈觉还表示期盼早日“解放台湾”。

当时有分析指出，马晴山与陈觉“投共出逃”事件对北京来说十分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在1958年因台湾问题退出国际奥委会，随后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携手于1963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对抗奥运会。

而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中国官方《体育报》发表文章，谴责“操纵在美帝国主义分子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手中的国际奥运会一贯敌视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推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宣称“反映着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意志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在台湾，当年官方定义马晴山、陈觉两人为“遭到共产党情治单位”设计利用而叛逃的“投共分子”。媒体则有马晴山涉嫌“下药”当时有望获得东京奥运会奖牌的著名“亚洲铁人”杨传广，以及所谓中共“美人计”等故事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