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三次震怒　中国资本犯罪有多疯狂

7月14日李克强曾主持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国政府网7月15日发布的新闻稿透露了一个细节——李克强该次会议上拍着桌子说，“国务院成立专门调查组，无论涉及到什么单位、什么层次，都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依法依规该罚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抓的抓，绝不容忍、绝不手软。对恶意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从重打击。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2013年3月开始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前，李克强在中共政坛以“行事低调，冷静温和”示人，外界对李克强几乎看不出什么特别突出的性格特征，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埋头于具体实务”的传说中的候任总理。但就是这样的李克强，在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后，起码已经拍了三次桌子。

李克强的三次震怒

第一次是2016年下半年，当时有未经确认但是流传甚广的消息称，李克强在2016年10月29日针对资金非正常外流专门召开国务院专门会议，当时他震怒于人为制造的资金外流漏洞、大洞、深洞，导致中国外汇规模持续缩水、人民币汇率短期出现暴跌、香港保单刷卡受限、比特币交易价格暴涨等金融乱象，怒斥“有扮两面人，也有有恃无恐的，有的内鬼就在会议室内。”

第二次是2017年3月21日，李克强在中国国务院廉政会上怒批国资被侵吞、瓜分的趋势，“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不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李克强在该次会议上说，国企国资走出去，监管必须及时跟出去。要健全境外国资经营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安全运营和保值增值。此前的2014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也曾警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激怒李克强的，是中国审计部门发现大量违规倒卖大宗商品、偷逃税款等问题。“情节十分恶劣，”李克强在7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到底有多恶劣？报道显示，今年6月7日，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报告了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指出，2020年5月以来，审计共发现并移送重大问题线索192起，涉及1,430多亿元人民币、1,160多人。

其中，发现偷逃税款等问题线索9起，涉及金额18亿多元。多发生在汽车销售、农产品采购、高收入群体个税缴纳等领域。

报告还指出，多年来，中央部门预算执行的不少问题屡次出现，所属二、三级单位尤为突出，反映出部门预算管理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制度执行还不到位。

关于违规倒卖大宗商品的问题，审计报告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不过公开消息显示，2021年以来，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为此中国国务院接连在5月12日、5月19日、6月18日和7月7日的常务会议上频繁要求，遏制大宗商品价格不合理上涨。

资本犯罪有多疯狂

李克强的三次震怒，均与金融监管或者资本运作等问题息息相关。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允许资本渗透政治影响国家政策，但是因为法律条规的不完善和监管措施短板，一直存在部分资本为了获利，进行“低调但疯狂”的非法运作，即便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高层开始金融强监管。

从中共十八大至今，影响最大的资本犯罪当然是2015年年中的中国证券市场股灾事件。那一场曾经震动中南海高层、被称为“经济政变”的资本市场多空大战，已经有诸多文件梳理，此处不再冗述。

而让李克强震怒的恶意偷逃税款事件，近年也是时常有媒体曝光。远的如2018年演员范冰冰因“阴阳合同”、“天价片酬”等涉税问题被处罚金8.84亿元人民币，近的如2021年5月，网民实名举报演员郑爽“获取1.6亿元畸高片酬并借‘阴合同’对某公司增资1.12亿元涉嫌偷漏税”，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阴阳合同”在影视行业企业和从业人员中的普遍存在，不仅助长“天价片酬”，而且触发偷逃税款、洗钱等行为，因此中国影视行业的畸形发展和各种价值观扭曲陋象频出。在中共高层的看来，这种现象也对国家经济秩序、社会价值观等造成恶劣影响。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资本和高收入人群在掠夺国家发展红利的同时逃避自身应承担的国家义务的行为，已经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美国之前引以为傲的枣核型人口结构正快速转向金字塔型结构。

7月16日，中国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中国政府出手对这些数据巨头的强监管，不仅因为大数据涉及国家安全，更因为他们中有些企业的选择和做法与中共高层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分配方向背道而驰——资本流动性给予经济发展活力，但是当其与垄断甚至犯罪相结合，中共监管层的毅然出手也就成为必然。

就现阶段来看，改革发展红利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群焦虑的主要因素。中共十八大曾明确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此，中南海高层要做的不仅是加强政府兜底，动员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完成扶贫工程，也要全面开始调节收入分配，尤其是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大了调整力度。